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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7-19 10:14:25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秋梅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的呢?。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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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摘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压缩性工业化特征,分析了我国建立循环经济面临的优势和劣势,对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问题进行了根源性的探索,提出利用制度创新来防范和解决我国建立循环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我国建立循环经济体制的对策措施

  关 键 词:循环经济 资源环境 循环经济体制

  一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压缩型特征

  1.压缩性工业化和环境滋涅茨曲线②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 D・O・Conner 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压缩型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这种“赶超型”工业的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环境库滋涅茨曲线显示出来。西方环境经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推算出EKC曲线转折点的人均GDP范围约在5千至1 万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曲线的 A 点至 E 点,即 EKC 上升阶段。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表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农业环境破坏问题,也有与高水准工业化相关联的现代工业环境污染问题。

  2.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源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背景、时代、条件、文明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不同,环境问题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下面从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对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根源性探析。

  首先,贫困和发展不足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我国是历史上的农业大国,农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长期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活动不仅造成土地贫瘠化、自然资源枯竭等生态破坏事件,还使人们更加贫困。

  其次,发达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生态侵略使我国环境状况更为恶劣。我国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在时间维度上与发达国家“转嫁”环境不友好技术相契合。曾经一段时期,发达国家将我国的市场当作世界工厂的原料地和垃圾场,使我国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负重前进,换而言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行的发达国家占据或破坏了。这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相区别的典型环境特点。

  第三,国内工业化高速发展带来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我国在开始进行工业化时偏重发展重工业,生产方式传统粗放、能耗高,单位GDP 的能耗平均为发达国家的4倍,经济发展的同时使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由于发展中国家还肩负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任务,如果继续沿用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然给资源和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国家环境安全将面临异常严峻的局面,这样的资源环境形势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③

  第四,经济发展任务与资金短缺双重矛盾。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要顺利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尽快完成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的现状是:经济资源相对紧缺,环境容量日益缩小,资源利用存在技术问题、国外垃圾产业的侵入。尽管政府十分重视的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有的地区环保投入甚至占GDP 的 3%―4%,但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污染问题。

  第五,我国环境的后发劣势。当今国际环境已经不利于我国发展先进工业,这种劣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我国内部因素的影响,包括资金、技术、产业、政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发达国家对我国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强加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

  二 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

  1.循环经济体制及其必要性论证

  循环经济体制含义:循环经济体制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产权所有制与决策方式、经济运行调控方式、动力刺激方式、监督惩罚方式、相关意识形态等要素的调节和发展,提供给人们一种对付以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为特征的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使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稳定性。其本质特征:循环经济体制即生产与生态一体化的经济体制。

  2.我国建立循环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的体制研究,发现循环经济体制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制度主体和客体中各种变量和因素的制约,下面就从主客体两大方面具体分析我国建立循环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制度主体的约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的越位现象严重。政府不仅在政策制定、法规建立等基础工作方面表现完全,还将本属于市场的工作进行了行政规划和干预,没能留给市场主体充分得空间进行自我选择和发展,使循环经济体制建立缺乏来自公众的推动和需求。企业主体既得利益局限性。参与市场竞争的各微观单位追求的是短期和本位利益,对长期和社会利益缺乏全局观念;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预算耗费大量的资源为这种短视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行微效的修复和补偿,进一步损害了社会财富。公众总体文化素质较低。循环经济体制的认可和实施最终依靠个人的实践,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制度转轨或制度创新的进程和质量,而我国人口素质又较低。因此,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使循环经济体制的建立缺乏需求和动力。

  其次是制度客体的制约。这又从以下几方面反映出来:循环经济体制建立的经济条件制约――两个转型并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型;技术方面的制约。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总体水平和循环经济具体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传统意识形态限制了公众对循环经济体制的接受程度。

  三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体制

  针对上述我国在循环经济体制建设存在的问题,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1.正式制度安排――政府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市场规则

  要保证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应满足以下条件:政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监督机构权利的最大化。通过立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现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与创新的机会,并在这种选择中逐步模式化,从而形成自我加强、自我发展的经济体制。本部分通过对国内外循环生产的研究,结合市场机制的特点,提供以下循环经济体制运行模式(该模式建立在以上3个前提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暂不考虑消费市场对生产的影响。

  2.非正式制度安排――伦理文化的建设

  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具体形式,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媒体等手段改变人们的观念,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影响文化的变迁,从利益上影响人们的行动从而改造思想。由于道德文化通常是正式法律法规作用下长期沉淀的产物,因此,在这一点上,政府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其他两个主体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非正式制度使人们在长期的经济互动中形成的,政府作为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团体,对伦理道德的标准和要求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做到纯粹的超脱。因此,政府只能作为制度三大主体中的一个主体,通过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来影响文化的形成。

  3.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具体措施研究

  首先,是在社会层面建立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措施循环经济要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建立一套绿色保障制度体系。该体系应该包括:绿色活动制度(绿色资源、绿色产权、绿色市场、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规范制度(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贸易度、绿色包装和绿色回收制度等)、绿色激励制度(绿色财政、绿色金融、绿色税收和绿色投资制度等)④。以上制度的有效运转都需要法治的保障,需要法律加以规范与调整。这是循环经济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

  其次,区域内建立循环经济的措施。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一方面明确对节能和可再生资源的鼓励政策;另一方面开征环境税,对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和产品征收额外税收用于保护环境和生态环境恢复,和促使企业通过自我管理减少或消除污染。构建合理的竞争机制。循环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竞争和垄断并存,合理的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垄断却使正当竞争受到阻碍,商业道德和社会利益受到侵害。因此,我们应注重借助法律手段来调整市场竞争机制。产业布局调整。丰富循环经济系统产业链,防止企业对于某一上游或下游企业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上游或下游企业极少时,上、下游企业的变动会极大地影响其自身生产活动,甚至造成整个产业链的解体。

  最后,小循环的制度核心――工业发展的生态改造,加强循环技术的研究工业生态化是按照生态学原理,模拟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过程,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建立新型、高效、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工业组织模式⑤。从政府角度来看,应尽快出台技术研究与开发政策,技术政策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引导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方向,明确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作为技术行为主体所起的作用,指导相关技术的传播应用并制定严格的技术实施标准。

  参考文献:

  [1]M.A.Cole, A. J. Rayner.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analysis[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Eco.1997,Vol2(4):401-416.

  [2]陈赛. 循环经济及法律调控模式[J].环境保护,2003,1:10.

  [3]杨洁. 推进循环经济的工业生态化企业模式研究初探[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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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本文从深层次理论分析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立足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新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二、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应当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在关键时刻独善其身的基本保证。三、适时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不能陷入劳动密集型的陷阱。提升的过程会产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学习和人民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农业问题;启动内需;经济增长模式

  面对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理论的深层次层面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

  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比在农业外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三十年前的改革始于农村,是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农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十年后党中央又专门讨论“三农问题”,说明“瓶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必要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农业发展的思路问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再一次为世界粮价的上涨所证明。农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它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是不能被替代的。之所以把农业部门称为第一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拔苗助长式的跳跃只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孕育其中的靠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改革被迫从农村开始。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市场化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由这样的逻辑出发,发展就被理解为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囫囵吞枣地认为农村有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试图通过拔苗助长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有必要澄清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误解: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着重点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该理论假定农村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按照这样的工资水平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工业部门可以成立,旧的工业部门可以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当农村相对封闭时,各种生产要素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得。一旦打破封闭,封闭状态下的均衡也随之被打破,各种生产要素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通过流动寻求新的均衡。在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福利和工资高于农村,于是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会流向城市。刘易斯指出:“当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时,城市的工资却大幅度上升。这种对传统均衡的破坏导致更多的人进城或去矿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精壮劳动力成批地涌向了城市,农村几乎成了空壳。这是一种新的均衡,它只是意味着劳动力被配置到了效率更高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农业的发展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土地被撂荒,耕作更粗放。除非农业具有新的吸引能力,劳动力才会重新返回。

  那么,农村是否真的存在无限供给的非熟练劳动力呢?在专事研究农业问题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的逻辑里其实是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的。舒尔茨认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农民已经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效用。如果不改变技术水平,任何生产要素的流失,都会使剩下的生产要素按短边组合,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当前我国由于农村粗放劳动力的转移、耕地撂荒、影响了农业发展的现状,是支持舒尔茨的论断的。笔者的判断是农村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不是无限供给。

  (二)对城市化的误解以及城市化的泡沫

  按照对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于是有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货真价实地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一种城市化是为了简单地消灭农民身份,没有产业支持和需求拉动的城市化,是带有“政绩工程”色彩的城市化,一方面是漂亮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泡沫和资源的浪费,这其中被占用的土地却是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要素。

  (三)农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提。农业不发展,工业和整个经济都很难发展

  罗斯托指出:“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其主编的《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中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他们生动地写道:“工业部门的大小取决于农业的生产率,农业能为工业部门提供需要消耗剩余的食物和原材料,农民的富裕状态使他们形成工业产品的市场。”18世纪末以来,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率先进行了农业革命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就连刘易斯本人也认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是工业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农业的欠发展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呢?首先,农业不发展导致的粮食短缺会推动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其次,农业的不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十分有限,有限的农民收入会影响到一国的国内需求。当一国实行启动内需的政策时,这种影响将会凸现。

  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的证明都说明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审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列举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例证。西欧是一个古老而拥挤的工场,人口密度比亚洲大得多,而且农田也很贫瘠,但它仅在二十年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农业生产。例如,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均可耕地比印度少,而且农田比印度的贫瘠,但它们分别以每年3.3%、5.7%的增长率发展了农业生产,而印度的增长率每年只有2.1%。在1950年,西

  北欧的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0%,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50%。舒尔茨的结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美国的农业是美国经济的亮丽的增长点。舒尔茨写道:“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生产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5,因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在我国不少省份,农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山东、海南、内蒙等省和自治区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等。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呢?舒尔茨的结论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里曾深刻地分析了城乡发展失衡的原因,阐述了进一步的解决思路,他们指出:“城市被迫竭尽全力扩展公共设施――水、公共交通、学校、医院等等――这将耗去大量资金,可以用于农村的资金所剩无几。因此,城乡在生活福利设施方面就愈发扩大,移民潮流由此增加。城市失业的问题无法通过为城市花费更多的钱来解决。基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乡村具有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拥有更多的耕作地,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建设更多的乡村工业,以及更好的社会公益设施。”

  从以上的经典论述可以得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正确思路是:1 力争在农业内部解决农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的形式解决农业问题。2 不要人为压抑农产品价格,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流向,把更多的资源吸引到农业生产领域。3 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教育等的投入。投资于城市边际效应会递减,投资于农村可以使总体投资效用最大化。

  二、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比较大的外贸顺差,积累了较多的外汇储备,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然而一旦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伴的各种问题:(一)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地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同样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契机,世界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甚大。(二)在以外需为主要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这是通胀的输入。输入性通胀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状态。(三)把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存而不论,在通常情况下巨额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美国会一方面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这些分析说明,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放在外需上的模式,在当前,特别是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遇到了种种挑战,使我们很难独善其身。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重新阅读经典经济学论述,我们发现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中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钱纳里根据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性。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钱纳里和斯密的论述对我国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我们更应当重视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内需、过分依赖于外需拉动经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在面对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会非常被动。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资本的缺乏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不失时机的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的拉动。

  内需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要。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重视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增加人民收入。目前内需拉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低。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扣除收入不均的因素,这些也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另一组数据则说明分配向国家税收转移。2008年上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从这些数据来看,老百姓收入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为了启动内需,必须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

  为了有效启动内需,国民收入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然。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减税。减税是里根政府曾经实践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减税,藏富于企业和消费者,让企业有更多的钱用来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可以消费。再次,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启动内需有两条基本的路径:消费拉动和投资推动。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真正代表了市场走向的需求,因而是有效率的需求,投资推动并非最终需求,如果不能转换为最终需求就是无效投资,就是资源的浪费。消费需求背后的主体是消费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投资推动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作为个体的消费和政府的偏好是不同的,一个偏好于效率,挑剔的消费者可以激励企业的成熟;另一个偏好于辉煌,有时倾情于政绩。以政府为主体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常做法。这种做法在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国家存在着“路径依赖”,在市场经济下的非常时期政府也会采取 以行政力量取得主导的投资启动需求。例如罗斯福新政时的一些举措,但应当有科学而严格的程序。以消费拉动启动内需,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转变。

  三、应当适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技术含量而不是陶醉于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通常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挥斯密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与优点同样显而易见。其优点是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可以用劳动力代替稀缺的资本,产品价格便宜,劳动力便宜,在产业链的低端拥有竞争力。缺点是由于劳动者素质不高,通常缺少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缺少品牌,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挣少许的加工层面的利润,受国际形势的波动影响极大。迈克尔・波特曾经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少得可怜的利润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在世界经济紧缩期间,其各种缺陷会集中显现。这就是我国目前的状况,且多少有点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波。亚洲金融风波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国家虽然出口依存度在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在提升,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的东西并不多,是发达国家出口平台政策的应用。发达国家把成熟的技术转移出去,以核心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加工层面的廉价劳动力报酬。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可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如果长期如此,将会失去发展的机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经济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型,是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和利用,使得西欧的土地和燃料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迫使西欧更多地考虑劳动节约,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发展道路。“这个独一无二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了,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它社会更感兴趣寻找能节约土地、资本及某些具体的稀缺资源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更有创造力,而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中国历史上后来的落后,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落后。中国历史上劳动力很便宜,便宜到人们没有任何改变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动。黄宗智曾经指出:“这种收入带动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绝对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机器失去了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维持生计必需的产品留下一个小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能够发展,但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

  日本的成功给我们昭示了及时扬弃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代案例。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考察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及时调整。波特指出:“企业要创造出更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在初级条件有优势的情况下就主动割舍。日本企业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竞争优势,是因为日本在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展自动化,并在低价位、标准化产品还很成功时,便进入到差异化的产品领域。”于是有了许多拥有自有技术、自主品牌的驰名世界的产品,提升了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复杂多变、特别是生产成本提高,本国货币升值,国际形式波动,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扬弃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陶醉于或者陷入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会怎样呢?据波特的研究,“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也引来了许多竞争者(以及过多的产能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手被这类产业吸引时,它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我们的劳动力便宜,还有我们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压低价格的恶性竞争。

  发展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过深入的研究。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中引用了马歇尔和克拉克对此的精辟论述。马歇尔强调“自然”在生产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为收益递减,但“人”的作用则是收益递增的。J・M・克拉克也曾经说过:知识是生产工具中唯一不满足收益递减规律的。梅尔和劳赫更为现代的研究认为,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新增长理论揭示,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甚至超过对物质资本的重视程度。舒尔茨则通过对美国农业为什么发展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败国,例如原西德、日本为什么经济恢复得快的观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是丰厚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进而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迈克尔・波特更是认为,18、19世纪产业粗糙,是低级生产要素在起作用,是静态的竞争优势。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在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动态的竞争优势。

  历史的经验、现实的案例以及大量经济学研究的成果都告诉我们,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向产业链的高端推移,不能陶醉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人们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会产生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迄今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通常随着新的机器,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会随之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要不断学习。此外,提升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反过来刺激学习,刺激教育,甚至可以节制人口的生长――因为教育本身是最好的节育措施。如果迁就于人口众多而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那就只会人口越来越多。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借助当前的经济压力,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既有的生产模式可以向内地实行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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